2018-12-16 11:02: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责任编辑:贾元熙
核心提示:明治前夜的体制震荡,固然呈显为幕末时期的风云激变,但从根本上讲,这场空前的变革却必须从江户时代中叶的幕藩财政及相关制度说起。政治体制的变革观念被逐渐提上日程,则反映了日本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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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北师范大学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韩东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参考消息网特稿

东北师范大学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韩东育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6期发表《明治前夜日本社会的体制阵痛》(全文约1.6万字)。

韩东育认为,在明治维新已过去150年的今天,从日本内部观察这场改革的胎动过程及其发生逻辑,或许有助于人们对相关问题的再认识。

一、阵痛的背景与改革的困境

明治前夜的体制震荡,固然呈显为幕末时期的风云激变,但从根本上讲,这场空前的变革却必须从江户时代(1603—1867年)中叶的幕藩财政及相关制度说起。江户时代中叶,曾给予幕藩政治以安定保障的“四民”(士农工商)体制,发生了结构性的震荡。町的发展,使町人的实力和地位得以提高。这种现象,最先发生在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初叶的元禄时代。依“四民”排序,从事工商业的町人一直处于社会贵贱序列的末端而受到歧视。一些町人对士农,尤其是武士保持着足够的敬畏,对武士阶层崇尚的儒学也奉若神明,这在反映近世町人复杂思想的著作中有所表现。但元禄以后,很多町人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在被主流社会否定、无视的价值世界里反而大显身手,把人的本性的东西释放得淋漓尽致。显然,在这样的世界里,武士敌不过他们,农民就更不是对手。而且,由于追求利益享乐是人的一种本性,因此,町人的观念和行为又反向影响到农民,连武士亦受到了极大的感染。与此同时,对这种现实倾向进行直觉性反映和释放的文学、艺术作品亦纷纷涌现,终至烘托出一个特别的世俗景观——“元禄文化”。

元禄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具有明显的利益主义和务实主义倾向。里面充斥着彻底的商业价值观念—— 一种被称作“市民精神”的观念。第二,对自由人性的追求欲望日趋强烈。町人径以“浮世” 浮世,佛教用语。原指无常的人生,带悲观厌世情绪。江户时,该词被町人反其义而用之,狭指歌舞伎和游里世界,泛指浮华享乐的当世之风。称现世,唤起了众多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共鸣。丸山真男指出:“元禄町人最具特色的生活意识,就是奔放不羁的快乐主义。这种快乐主义的基底,流动着对以禁欲为生活原理的武士阶级自暴自弃的反抗意识。”第三,崇尚华贵和对美的倾心追求。富有的町人和追求町人感觉的武士们,衣必文绣,食必粱肉,对生活日用品的消费非常讲究,对艺术品的制作和鉴赏不乏精美和世俗迎合色彩。受豪华的“桃山文化”影响,元禄时期,各式各样的工艺品琳琅满目,而尾形光琳的“莳绘”和充满人欲、色情格调的“浮世绘”作品亦比比皆是。据统计,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半数以上是春画,其中充满了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间或也流露出某种颓废主义的思想和情绪。

然而,作为自然经济之寄生存在的町人,其所作所为,每每被排除于正统的伦理体系之外。町人的价值观念,长期以来都无法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并进入社会的主流话语。当町人的经营只停留在满足农业社会内部的互通有无和保障供给层面时,人们对它的态度至多是看不起,而没人会否定它继续存在的意义。可是,当町人的财富占有量远超武士和农民并开始迫使“士农”不得不按照它的游戏规则来维持生计时,特别是当泛滥于市井奢靡生活的优娼卖笑职业——这些在儒教伦理看来足以败坏道德人心的风俗营业,已开始构成动摇幕藩体制的力量时,工商业本身便成了被憎恶甚至是被限制和取缔的对象。江户时期两种性质不同的改革——“开放策”与“紧缩令”——开始循环登场:从元禄的开放到正德的紧缩,从享保的开放到宽政的再度紧缩,从化政的开放到天保的重复紧缩,亦即与“元禄(荻原)→享保(田沼)→化政(家齐)”等开放国策适相反对的是“正德(新井)→宽政(松平)→天保(水野)”等系列紧缩手段。在这一时期的改革链条中,每一个开放阶段都要承续之前阶段的开放政策,而每一次紧缩又少有例外地不对俭约政治“呼朋引伴”。它给人的直观印象是,在有的阶段,开放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个阶段,紧缩也是正确的。由于每个不同阶段政策的实施,几乎都建立于对前一阶段的否定基础上,因此,通过每期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人们还可以推导出如下认识:如果说开放是正确的,那么紧缩便是错误的;如果紧缩是正确的,那么对开放就有了深刻反思的必要。问题是,无论是开放还是紧缩,都是同一政治体制内部的政策调整行为,因此,每个时期出台的不同政策,既能集中反映出该阶段的正当性诉求,也会物极必反地累积起其各自正当性的否定因素。作为幕政体制的最后一次紧缩行动,天保改革之所以会高调登场却草草收场,还因为改革的推进者水野忠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局,这其中有空间性的,也有时间性的,有一国域内的,也有万邦国际的。也就是说,幕府的财政窘迫、农业荒怠、诸藩内争、外船进逼以及公武暗斗等动摇幕府统治基础的内忧外患事件,最终使水野下台,改革失败。

一般认为,就藩政改革派的主观意愿而言,改革本身不过是幕藩领主一贯立场的体现——以幕藩体制的重组和强化为手段,借以维持编户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其体制的极限,往往体现为抑商政策和对农民商品生产活动的褫夺政策。但是,天保时期以来的结构性矛盾,已经使这类政策无法得到贯彻。那些改革派实行的相关措施,也已无法超越其历史的局限。原三井物产的创立者和第一任总裁益田孝(1848—1938年)在忆及幕府锁国实况时指出:“德川幕府之执锁国政策,许荷兰及清国之船舶,以长崎一港允其物货之上岸及装积。然制禁甚多,范围极狭,未足称贸易。制度已如是,即令开港,亦多不能见贸易之进步而收其利益(幕府情势明证之)。幕府把持锁国主义,禁国人之制造大船,或交通于海外。其私交通者,不仅视为违法,又加以叛逆之罪。此观念深浸润于民人之心,故开港之初为贸易之先驱者,往往遭遇可怖之危险”,“锁国政策恃封建制度而全其效用。大小三百余藩,各成独立小国,尽力阻其民人之移住,物货之流通,或禁米榖(粮食)之输出境外。于是甲地则仓有余榖,乙地则途有饿殍,而不能使有无相通焉。三百诸藩互行其锁国政策,而其所集成之日本向外国更行其锁国政策,此可谓二重锁国。当是时,农、工、商民图财富增殖者不徒苦于苛税,苟由勤勉以高其生活程度,则视为逾分之骄奢,而官收没其财产。民人交互之贷借有时被官吏干涉而蹂躏其债权,或恣定其价格以抹杀商家利权。各种商、工之业皆被限制。大小商贾各一定其员数,付以特殊之利权。自由竞争之途殆见杜绝。如此国中产业,且不可望其进步,况对外之贸易乎!”“二重锁国”意味着,在新的代表时代潮流的国际大势面前,幕藩政治僵硬的体制、苛酷的钳制和只靠“多穿衣服”来适应外在气候的想法和做法,都无法实现自我救治的宏愿,遑论自我更生。由于这已经给日本社会造成了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态的普遍窒息,因此,倘无国内事务的突破创新和世界大势的介入,日本恐将丧失其再生功能和自我保护能力,而且事实证明,除了穷于应对以外,“气脉微弱”的幕藩政府,其实已经丧失了这一功能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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